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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創新者吃一顆“定心丸”


來源:中國農業新聞網-農民日報

——記中國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實施二十年

  本報記者李竟涵

  中國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到今年已走過二十載。對消費者來說,水稻、玉米、小麥、紅肉蘋果、彩色油菜、黃肉獼猴桃……它激勵了更多優良品種的選育,不僅保障“中國人碗里主要裝中國糧”,還讓我們的餐桌更豐富。

  對育種者來說,它讓法治環境越來越好,為育種成果進入市場交易提供了保障。千萬元以上的植物品種權轉讓案例如今已不鮮見,去年,一起判賠4950余萬元的植物新品種權案,更成為迄今為止該領域判賠金額最高的案件。

  對農民來說,授權新品種的推廣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效益。我國選育的金艷獼猴桃是全球三大優良品種之一,出口到歐洲每枚能賣一歐元;人工栽培的羊肚菌新品種一季就能帶來畝均近8萬元的收入,為推動脫貧致富發揮了重要作用;彩色油菜花新品種有力帶動了休閑農業發展。

  時間回溯到1999年4月23日,我國加入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同日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開始正式實施。二十年來,中國植物新品種保護走過了怎樣的歷程?還有哪些挑戰?記者就此采訪了業內專家。

  品種權是什么——一份授權證書可獲益千萬元

  “2006年,新疆一位農民發現并選育了一個新的紅肉蘋果品種。2008年他拿到植物新品種權證書后,與果汁加工企業簽訂了品種許可協議,第一期協議就收益1000多萬元。”用這個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農業農村部科技發展中心新品種保護處副處長陳紅解釋了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概念,“品種權申請主體可以是育種家,可以是普通農民,也可以是我們每一個人。被保護的可以是人工選育的品種,也可以是對發現的野生植物加以開發或改良形成的品種。”

  究竟什么是植物新品種保護?

  簡單說來,植物新品種保護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的一種,是農業知識產權的核心。做好植物新品種保護工作,就是給育種創新者賦予財產權,吃一顆“定心丸”,為現代種業的發展保駕護航。

  “品種權保護從法律上賦予植物新品種財產屬性。”陳紅介紹道,“使育種者能獲得經濟利益,這又促使育種者有能力也有意愿再投入新品種培育,為品種創新提供了永久動能。”

  新品種具備財產屬性,育種的科企合作也“活”了起來。“湖南農科院雜優中心與湖南隆平種業簽訂了七個水稻組合的轉讓合同,轉讓金額1000萬元,科研團隊獲益300萬元。五年內,這些組合為企業帶來利潤1.07億元。”湖南省農業農村廳種業管理處龔志明告訴記者。

  近年來,我國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增長勢頭迅猛。據介紹,截至目前,我國農業植物新品種總申請量超過2.6萬件,授權近1.2萬件,2018年申請量達到4800多件,相當于前十年的申請總量,年申請量連續兩年位居世界第一。

  從無到有走過二十年,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不斷強化,有效遏制了“育種不如偷種”等惡意競爭行為,有助于構建穩定、公平、透明的創新環境和營商環境,推動現代種業發展。隆平高科、墾豐種業、登海種業……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競爭力較強的大型骨干種子企業紛紛涌現,我國企業品種權年申請量已經連續8年超過科研單位。植物新品種保護,已成為我國育種創新的原動力和推進器。

  行政管理出重拳——侵權將納入失信懲戒清單

  在種業體制改革的大潮中,植物新品種保護尤為重要。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副巡視員孫好勤指出:“我們的工作重點要由市場準入向知識產權保護轉變。凡屬市場能解決的,要簡政放權、松綁支持。管理的關鍵,是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二十年來,農業農村部持續開展維權打假專項行動、品種權執法專項檢查、制種基地督查等,公布十大維權典型案例,檢查種子企業萬余個次,抽取種子樣品數十萬份,吊銷了19家企業生產經營許可證,宣告28個品種權無效。與2011年相比,國內品種侵權案件減少36%。

  但是,我國是品種權申請大國,卻不是品種權強國,還存在保護力度較弱、維權手段較少等問題。比如品種權保護主要集中在生產、銷售兩個環節,對運輸、儲存、加工等環節保護不足等。

  針對這些問題,各地做出許了多積極的探索。種業大省湖南不僅每年安排農作物種子安全管理專項財政資金1000萬元,更在品種權保護上做到“真管,真查,真罰”。“我們實行‘一案雙查’制度。對于查處的種子大案要案,存在失職瀆職行為的要追究行政責任。”龔志明告訴記者,“還同公安、工商等部門聯合執法,搞好種子行政執法與刑事處罰的銜接,形成打擊涉種違法犯罪的合力。”

  品種權保護機制的日益完善,大大激發了企業投入科研育種的積極性。2018年,湖南省審定的水稻品種中,企業選育的占95.8%,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取得顯著成效。

  作為全國最大的雜交玉米制種、蔬菜花卉繁種和馬鈴薯脫毒種薯生產基地,甘肅省每年備案的種子侵權案例就有2000多個,增加了監管難度。“從制種親本到種子生產、加工、銷售等,植物新品種保護要進行全程監管,始終保持嚴查嚴打的高壓態勢,建立長效機制。”甘肅省種子管理局局長常宏舉了個例子,為強化許可品種的后續監管,2018年以來,甘肅就撤銷了兩家企業的兩個玉米品種的生產許可。對有侵權行為的企業,還將列入行政許可黑名單,進一步規范其生產經營行為。

  保護創新打擊侵權還需重拳。在日前在京召開的中國加入UPOV公約20周年座談會上記者了解到,今后執法力度將進一步增強,將品種權侵權納入知識產權嚴重失信主體聯合懲戒清單,推進品種權信用體系建設。

  司法保護不斷完善——一次打破常規的案件審判

  一旦品種權受到侵犯,應該到哪里尋求司法保護?“品種權案件由省會城市的中級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法院管轄。截至2019年4月,全國有37個中院可管轄植物新品種權一審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審判員童海超介紹,“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還在全國各地批復成立了19個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機構。”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識產權法庭,全國植物新品種民事、行政案件將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統一由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審理。植物新品種保護在知識產權和種業管理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童海超指出:“這有利于進一步統一裁判標準,明晰裁判規則。”

  2018年,全國法院受理的植物新品種權民事一審案件161件。同期,全國法院受理的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33萬多件。每年審理這么多例知識產權案件,是否能在品種權案件中借鑒經驗?“不能。”童海超解釋道,“植物新品種是有生命的生物活體,而專利是固定不變的技術方案。植物新品種權的案件不能照搬專利權案件來審判。”

  有一個案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因為歷史原因,兩家種企分別持有父本和母本,并采用相同的組合育成了粳稻品種,雙方都向法院提起了訴訟,要求認定對方侵權。”

  該如何審理?

  如果按照“知識產權具有排他性”的傳統審理思路,應該判雙方都停止侵權行為,即停止育種,這無疑是“兩敗俱傷”的做法。

  “但知識產權制度的本質并不僅僅在于知識產權的保護,更重要的是通過保護權利,促進知識產權的運用,推動科技發展和經濟社會的進步。”童海超指出。因此法院打破常規審判思路,令雙方相互授權并互免許可費,讓這個已廣為推廣的雜交水稻良種得以繼續種植,維護了訴訟雙方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通過本案審理,人民法院創設了一個新的裁判規則。”

  雖然從數量上看并不多,但童海超表示,“作為知識產權審判工作中最能服務社會、保障民生的部分,植物新品種權案件一直是我們審判的重點。人民法院和行政機關加強植物新品種權保護的合作,形成保護合力,可以更加有力地服務和保障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種創新和品種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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